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国民健康状况
中国娱乐网-娱乐新闻资讯网站   2019-08-14 02:57   来源:未知

  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领域,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长。但目前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个体层面,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是个人身体发展变化的结果呈现。作为社会产物的健康,往往与一个社会向其成员提供的医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相联系。在这样的讨论中,人口层面的健康水平及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视。笔者从人口层面的国民健康入手,解读影响健康最根本的因素,即社会因素。

  国民健康是对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个国家或地区整体人群健康水平的测量。由于国民健康及其各类相关指标往往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某时段内该人群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平均水平,因而常用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或预测个体成员的未来健康状况和群体内病患的可能发展态势。

  近观世界各国国民健康水平的变化,不难发现,由医学知识的进步和医学技术的提高所催生的国民健康水平的改善幅度不断地缩小。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青霉素为首的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医学技术迅速发展,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个体患者开始享有前所未有的医疗体验。但对人口健康而言,这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指标变化却指向同一个事实:新的医疗技术对继续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贡献日趋微弱。

  由于医疗技术已无法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健康,对现有医学手段的合理利用和对现有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的关注点。医疗制度及其变更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公众热议的话题。对消费者和患者而言,好的医疗制度意味着便利及时的就医、以税收或医疗费用形式出现的合理个人支付、良好的医患沟通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好的医疗制度需要平衡供需,在保证服务品质的前提下节约开支,对相关从业者提供合理激励以及尽可能地满足患者的基本就医需求。因而医疗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程度长久以来都是医疗制度相关讨论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之一。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是迄今世界医疗制度史上最重要的探索之一。

  作为最早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变革的国家,英国在20世纪前期始终在探索进一步改善国民健康水平的途径。1948年,英国启动国民健康体系作为战后社会重建的重要措施。该制度明确将医疗定义为基本,向本国所有合法居民提供免费医疗,国家税收作为单一付费方支付所有医疗费用。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开创了世界上最大和最早的单一方付费的医疗制度,而且客观上成为考察全民医疗体系效用的社会实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实施后的60多年中,英国的主要国民健康指标几乎没有上升,个别指标甚至出现了下滑。这一现象说明,现代社会中,医疗制度的变革并非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最有效的做法。

  无论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抑或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人类健康的每一次飞跃不仅归功于早期医学技术的进步,也归功于该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基本医药被普及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成为国民健康指数攀升的主要动力。事实上,早在19世纪,人们便开始认识并探索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而“社会医学”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早期学者研究发现,社会资源通过影响人们对环境、卫生、营养等基本健康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人群的健康程度。在现代化起始阶段,劳动者慢慢向工业带和交通枢纽迁移。早期城市化伴随的是公共健康的隐患:由工业造成的空气、噪音、水的污染,由密集的居住方式引发的垃圾堆积、传染病传播和医药供给不足,伴随机械作业出现的劳动力伤残及高强度的工业化劳动造成的压力等。这些健康风险严重威胁和影响了早期城市人口的健康,尤其是城市底层人群。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做出了一个“绝对物质剥夺”的解释,即物质资源可用于购买舒适的居住环境、良好的卫生条件、丰富的营养供给、完善的医疗服务等,这对健康的获得和维持非常关键,因而物质的匮乏必定影响对健康的获得。

  之后的研究发现,物质资源的作用机制并不因现代城市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而改变。即便非流行性慢性病已取代传染病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城市饮用水和垃圾得到妥善处理,劳动作业的安全系数也极大地提高,但物质资源的占有程度始终影响不同人群的健康水平。这在拥有全民医疗保险的社会中也是不争的事实。更有研究表明,健康程度的差别不仅存在于贫困人群和非贫困人群之间。对于能负担基本健康资源的非贫困人群而言,物质资源丰富程度依然可以带来健康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相应地提出了“相对物质剥夺”的理论:物质资源对健康的影响存在于所有社会经济群体中,社会阶层的差别从物质和社会心理压力等方面决定了国民健康呈金字塔状分布每当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一个等级,都对应着一个更健康的人群。

  大量的实证研究随后揭示了另外两个主要社会阶层指标: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健康的影响。良好的教育背景往往会帮助个人获取更丰富的物质资源、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并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而职业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经济来源,还会通过工作环境影响个体健康。另外,其他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还包括社区环境、来自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学社会学明确指出:相对于医疗、医疗制度等对健康有直接影响的因素而言,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是持续的、最根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因素是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根本因素。近20年过去了,这一理论仍然是现代医学社会学和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对强调和夸大社会成员个人对健康所负责任观点的有力批判。

  健康不仅是个人问题和医疗问题,社会及其制度亦对之产生影响并负有主要责任,此影响之深远和责任之重大远超出医疗本身。资料显示,生活在富足的美国郊区的白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比同期生活在城市贫民区的黑人男性高20年。这种健康不平等建立在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基础上。可见,威胁国民健康的种种风险因素绝非仅靠医学研发和全民医疗可以解决。事实上,在一个社会经济资源高度分配不均的社会中,所有成员,包括最富足最有特权的阶层的健康水平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无论从效度角度考量或从社会正义伦理价值出发,减少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和降低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才是解决健康不平等及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方法。

  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领域,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长。但目前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个体层面,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是个人身体发展变化的结果呈现。作为社会产物的健康,往往与一个社会向其成员提供的医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相联系。在这样的讨论中,人口层面的健康水平及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视。笔者从人口层面的国民健康入手,解读影响健康最根本的因素,即社会因素。医疗技术变革已无法有效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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